周小川：完成一半任务的“人民币先生”

　　这个研究所汇聚了当时的一批知识界人士，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道路挥洒意气，激扬文字。他与吴敬琏先生由此结缘，而吴敬琏的课题小组中一群市场化卫士如楼继伟、李剑阁、郭树清等人，日后继续互相扶持以各自不同的实际行动阐述对于市场化的理解。

　　而周本人的文章范围极广，涉及企业与银行的关系、社会保障、经济开放等各个方面。这种激进思路，在周小川、吴敬琏等人合著的最早著作《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》一书的书名中就能见出端倪。这些书生意气者试图为中国改革找到一条包治百病的整体方案。

　　然而，中国不是俄罗斯，周小川等人在系统论影响下的系统改革理论遭到否定，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既定方针。尽管当时的激进色彩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各个领域仍然随处可见。但这种激进发展模式很快被80年代末期急剧转变的政治现实打断，画上休止符。

　　周小川幸运地身处历史巨变时代，既是历史的有力推动者，也被历史潮流裹挟向前，在成为历史标志性节点的事件上都有他的身影。他不仅参与起草中国资本市场的蓝图，还与同道一起为当时热点的国企改革的方向划上轨道。

　　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，史称“钓鱼台会议”，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陈清泰、周小川、郭树清等人参加，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国企改革进行深入的讨论，弄清了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，为国企改革走出“放权让利”误区、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。

　　1994年召开的“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”，哈特、米尔格罗姆、麦金农、刘遵义、青木昌彦、陈清泰、周小川、钱颖一、许成钢、楼继伟、李剑阁、吴晓灵、谢平等人参加，史称“京伦会议”，超前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，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，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。

　　这些基本理论框架当初貌似激进，如今水到渠成。80年代超前的配套改革论同样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才寻觅到合适的土壤，历史需要机遇，改革者需要智慧与耐心。

　　激进改革与一地鸡毛

　　最激进的一次大规模试验是在2000年初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，与高西庆、史美伦等海归派一起，努力促使证券市场回归市场化本义，整肃市场秩序。这次试验以海归市场派的内外交困而告终。

　　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上，将“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”这句话挂在证监会网站最显眼的位置上，接任后第一件事是对所任职权重新定位：“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场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，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；市场不能起作用处，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