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小川：完成一半任务的“人民币先生”

　　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外管局局长，次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，主管外管局工作。这期间，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，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，标志着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，度过1997年～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。如此种种，汇率成为周小川心中解不开的情结。

　　但1994年、1996年显然都只是周小川汇改设想中的一小步，他多次强调，“我们将进一步推进改革，以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、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。这项改革是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，要综合考虑中国宏观经济运行、社会发展和国际收支的状况，考虑银行系统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进展，还要考虑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因素，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，稳步推进这项改革。”

　　周小川一直强调汇率改革的主动权，但汇率市场化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过，他曾扼要但却非常准确地谈论过这个信念：货币自由则优，不自由则劣，货币不自由表明当局信心不足。这是周小川在货币自由兑换方面最明确的表态。

　　但他同时处于两难之中，表示“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，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？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”，当然，一个汇率市场派人士的短暂犹豫绝不代表对市场失去信心，而只表示对于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达到市场化的目标心中没底。

　　在最近关于汇率的大争论中，周小川重新亮明观点，防范和应对危机要求提高对本国货币、市场和对中央银行的信心。保持币值稳定，实行灵活的汇率，保持本国货币兑换上的信心，提高经济应对各种冲击的适应性。市场之里尽露无遗，这是周小川无法更改的信念。

　　流动性过剩困境

　　1994年的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，浮动是表，管理是实质。虽然解决了外汇不足、出口竞争力增强等问题，同时带来了另一问题，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被牢牢绑在美元这架战车上，随着外汇的增加，央行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，完全失去了货币政策的主导权，以此为标志，中国的经济也围绕着出口经济与投资经济而转。

　　按理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中国的根本性的货币政策也应该随之调整，但经济一旦患上路径依赖症，整体经济的格局由此打造，岂是那么容易转变的？

　　在1997年外汇储备到达1000亿美元时，周小川表示“我国补充储备不足的目标已经实现，可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”，等到了10000美元亿时，大喊“已经够了”。但市场有自己的逻辑，即便央行行长也无法阻挡这种逻辑发生效用。